作者: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陆毅,中国石油集团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墨凡
在地缘冲突加剧、全球化重构等不确定性因素和人口老龄化、经济增速换挡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下,全球政府倾向于推高债务以稳定增长、对冲公共风险。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进一步攀升、政府负债率高企,导致全球债务规模持续膨胀,加之债务期限结构的短期化,显著削弱了全球债务可持续性及金融系统稳定性。
第一,债务负担加剧威胁财政可持续性。高负债叠加长期赤字累积与刚性利息支出,不仅挤压公共服务与结构转型空间,而且使部分经济体陷入寅吃卯粮或紧缩偿债的两难困境,不利于维持中长期财政弹性与发展韧性。
第二,债务违约风险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。对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削弱了发达经济体国债的安全属性,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;在潜在负向冲击影响下,高负债的经济体将面临较高违约风险,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并通过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重定价等渠道外溢,扰动全球金融稳定。
第三,债务规模持续增长制约全球经济治理效能。受融资成本抬升、挤出效应、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的共同影响,以债务拉动增长的动能趋弱;高债务环境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决策空间收窄,宏观调控的成本上升,限制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能力,也对增长动能的结构性重塑造成不利影响,拖累全球协同治理成效。
全球债务风险的持续累积,既是外生不确定性冲击的产物,也是内生结构性因素调整的结果。因此,破解债务困局的关键在于双轮驱动:一方面,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,弱化外生冲击的频率与强度,构筑债务治理的协同框架,优化国际政策协调机制,以制度性安排提升合作的可预期性;另一方面,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,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,通过优化财政资源配置、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偿债能力,深化金融市场改革,完善债务风险防控与监管体系,阻断系统性风险的传导,依托科技与产业创新引领新一轮增长周期,在发展中实现化债与提质并行。
在此背景下,中国秉持“在发展中化债、在化债中发展”的总体方略,确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,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;不断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,持续优化资金流向,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,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,有效助推经济总量均衡和结构调整,具备较强的债务可持续性。
未来,出于进一步防范系统性风险、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屏障的需要,中国亟须深刻把握全球债务周期变化规律和风险传导机制,在经济结构优化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统筹债务控制与经济增长,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均衡。在这一进程中,作为全球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,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增强自身经济韧性,更将为全球债务治理与经济再平衡注入稳定与安全的确定性力量,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前行中发挥关键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