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Z最新专访：我不是传奇，只是个普通人

原文标题：Binance CEO: 4 Months in Prison, $4 Billion Fine, and What Comes Next

原文作者：All-In Podcast，YouTube

原文编译：Peggy，BlockBeats

编者按：这次采访记录了全球加密货币行业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人物——CZ（赵长鹏）从巅峰、入狱到重生的完整心路历程。

打破了外界对百亿巨头的神话想象，展现了一个极其真实且带有极简主义色彩的普通人：他在麦当劳翻过肉饼，在彭博写过底层代码，甚至在财富自由后依然习惯订经济舱。最令人震撼的除了 Binance 的崛起，还有他首次详尽披露了与政府司法部博弈的细节，在面临长达数周的心理战、媒体渲染下的勒索风险，以及西雅图监狱里复杂的种族帮派规则时，他是如何保持情绪的绝对稳定。

CZ 坦诚地回顾了与 SBF 的恩怨始末，以及被迫离开 Binance 管理层时那次的痛哭。如今，他转身投入到不设代币、纯粹公益的全球教育事业。这不仅是一部加密行业的编年史，更是一次关于权力、金钱与自由边界的深刻自省。

看点

· 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

· CZ 的早期职业经历：出奇地「普通」

· 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

· 与比特币结缘

· 全仓押注加密行业

· 为何创立 Binance？

· FTX 事件始末：与 SBF 的关系及其崩盘

· 直面拜登政府「反加密」的司法部

· 联邦监狱内部生活是什么样？

· 离开 Binance 后的生活与新事业

以下为播客全部对谈内容：

从中国到加拿大的早年经历

Chamath：CZ，欢迎来到《All-In》播客。我想把时间线拉回到最开始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背景，至少没有他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。你早年在加拿大的一段经历跟我很像，这部分我特别在意。你在麦当劳打过工，我在汉堡王打过工。

CZ：我父亲是 1984 年去加拿大读书的。

Chamath：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？你父亲去了之后就一直留在加拿大吗？

CZ：他会回来看我们，一年一两次吧，但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加拿大。

Chamath：他在中国是老师？

CZ：他是老师、教授。先是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项目，然后过了几年又去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。后来我们也开始申请过去，那时候其实办护照很难，要三四年才能办下来。我们大概 1985 年开始申请，差不多两三年才拿到护照。

Chamath：你是说拿到中国护照？

CZ：对，中国护照。然后办签证还得再等好几年，当时流程就是这么慢。

Chamath：那你搬到温哥华是什么感觉？

CZ：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。我在国内学校学过一两年英语，但一点都不流利。不过温哥华很好，加拿大你知道的，绿化好、空间开阔、到处都挺漂亮，生活水平也高，东西都很干净。水果也更大。整体环境就是很舒服。

Chamath：一家人团聚之后，你父母都工作吗？

CZ：我爸在大学做助理教授，一个月大概拿 1000 加元，学校还给了很便宜的教师宿舍，所以我们住在校园里。

我们到加拿大的第三天，我妈就去一家服装厂上班了，做缝纫、车衣服。她在中国是教数学和历史的，但英语不太行，所以找不到同级别的工作，只能在拿最低工资的工厂干活。她在那里干了七到十年吧，就一直做这个。

Chamath：我妈在斯里兰卡时是一名护士，后来我们移民了，拿到难民身份后，我父亲一直没找到工作。我妈就去给人家当管家，维持生计。再后来，她做回了类似护士助理的工作。我想我大概 14 岁左右的时候，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。

CZ 的早期职业经历：出奇地「普通」

CZ：对，没错，我也差不多是 14 或 15 岁时在麦当劳打的第一份工。

Chamath：咱们同岁，那估计也是 14 岁。你还记得当时卑诗省的最低时薪是多少吗？

CZ：记得，那时候最低工资是 6 加元。

Chamath：这太不可思议了，安大略省那时候 4.55 加元。

CZ：但在麦当劳，他们只付 4.5 加元。这比法定最低工资还低，因为麦当劳当时似乎有一项特殊豁免权，毕竟那里雇了很多年轻人。我记得是在 14 岁生日那天去申请的，一周后我就在那儿翻肉饼了，那是我人生第一笔收入。

Chamath：那你当时算不算那种早熟的「技术神童」？就是那种 24 小时都在写代码、钻研计算机科学的小孩？

CZ：不，我觉得我称不上那种人。我是个技术控，大学读的计算机，高中就开始对编程感兴趣并自学了，但我绝对不是什么编程奇才。算是个还不错的程序员吧，职业生涯里也写过一些像样的代码。但在我 28 到 30 岁左右的时候，开始脱离代码层，去做更多的业务拓展和销售之类的工作了。

Chamath：你当时朋友多吗？

CZ：挺多的。

Chamath：只有亚裔朋友吗？还是各色人种都有？

CZ：都有。其实亚裔和非亚裔的朋友我都有，但在我们学校，大多数亚洲孩子只跟亚洲孩子扎堆，我算是个例外，我也有不少白人朋友，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子。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时光非常棒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。我觉得正是那段时光塑造了我乐观的性格，我通常是个挺快乐的人。

Chamath：当你没考上我的母校滑铁卢大学，只能屈就麦吉尔大学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会觉得自己很笨吗？

CZ：这个嘛，其实当时我在滑铁卢、麦吉尔还有多伦多大学之间纠结。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去卑诗大学，因为我想换个城市。其实 UBC 给了我录取的，但我就是不想去。当时我一位非常尊敬的长辈建议说，你应该去当医生，因为医生的生活体面，薪水也高。我听了她的建议，选择了生物学。而滑铁卢大学并不是以生物见长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去了麦吉尔。但读了一个学期后，我就对自己说：不学生物了，我要转到计算机科学。

Chamath：那是典型的大学生活吗？暑假有没有找到很牛的工作？还是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，得为了交学费奔波？

CZ：我每个暑假都工作，而且我在学年期间也会打兼职。

Chamath：所以没有负债？你当时是不是想：我一定要在没有任何债务的情况下毕业？

CZ：对，第一年我没申请助学贷款。其实我还是从我爸那儿拿了 6,000 加元。第二年钱还是不够，我姐姐给了我 3,000 加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了，完全自给自足。所以很幸运，我没有任何学生债务，但这都是靠每个夏天不停打工换来的。

Chamath：你知道滑铁卢大学最棒、也是最救我命的一点是什么吗？就是它的实习项目，我当时找到了几份非常棒的实习工作。即便如此，我毕业时还是背了大约 3 万加元的债，不过我那时候在股票交易上表现挺活跃的。

后来我的老板，一个叫迈克·费舍尔的人，对我做了一件极其慷慨的事。我当时在一家银行做衍生品交易员，那是我的正职，但我私下也炒股，还帮他赚了不少钱。他问：「你欠了多少债？」我说大概 3 万，准确说是 3 万 2。他说：「现在就下楼去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把你的债还清，我给你写支票。」

CZ：哇。

Chamath：他当场给我写了一张 3.2 万加元的支票。

CZ：你应该跟他说欠了 3.3 万，或者 30 万。

Chamath：这就是加拿大不可思议的地方，你能接受极好的教育，而且不会被那种让你翻不了身的债务压死，这在美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CZ：即便在麦吉尔，也有很多从美国跑来读书的人，他们付着国际生的学费，却发现还是比在美国读书便宜。我当时觉得这太疯狂了。所以我们真的很幸运，加拿大的学费还算合理。

Chamath：所以你从麦吉尔的计算机系毕业后做了什么？

CZ：哦，其实我没从麦吉尔毕业。我在那儿读了四年，大三那年我找到了一份实习，大四那年实习期延长了，我就没回麦吉尔。所以我并没有麦吉尔的学位。

后来我发现我去日本申请工作签证需要一个学士学位。当时正值 2000 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的顶峰，我就参加了一个叫「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」的在线教育项目，在那儿拿到了学位。

Chamath：我的天！所以名义上你是那所学校的毕业生？

CZ：名义上是的。

Chamath：好吧，那你当时是拿到了哪份实习，让你决定直接在那儿干了？

CZ：是在东京的一份实习，从大一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做编程相关的活儿。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写过模拟软件。大三的时候，我进了东京的一家公司，叫 Fusion Systems Japan。他们在为东京证券交易平台的经纪商开发订单执行系统。

Chamath：那是一家在蒙特利尔或加拿大有办公室的日本公司吗？

CZ：不，我直接飞去了东京。

Chamath：你去了东京？

CZ：对，其实那是一家由几个美国人在东京开的公司。

Chamath：所以你当时觉得这像是一场冒险，我要去东京过个暑假。

CZ：你想啊，我当时只是个大学生。能去东京生活简直跟做梦一样。

Chamath：那你当时主要负责哪类软件的开发？

CZ：主要是订单执行软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负责处理和传输交易指令的系统。

Chamath：类似于如今支撑 Binance 业务的那种底层逻辑吗？

CZ：基本可以这么理解，架构风格很接近。不过，我参与开发的所有软件都不涉及决策算法，它们只负责高效地执行指令。

Chamath：当你初次接触这个领域时，你的反应是「天呐，我太热爱这个了」，还是仅仅觉得「既然接到了代码任务，我理解其逻辑，那就把它完成」？你是被业务本身吸引，还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份工作？

CZ：起初纯粹是当作一份工作。那时我太年轻，对各行各业缺乏宏观的认知。刚进公司时，我被分派去开发一个数字影像存储系统，它并非像 iPhone 相册那样简单，而是用于医疗影像的专业系统。

但不久后，公司的核心业务转向了订单执行系统，我也随之参与其中。这成为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心。我之所以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。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效率：极致的响应速度和超低的延迟。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潜意识里非常契合我的性格。

Chamath：深入探讨一下，像 Jump 这种高频交易机构，他们为了优化效率和延迟几乎不计代价，甚至会自研电路断路器和物理光纤基础设施，只为节省几毫秒。在软件层面，这种极致的优化是如何体现的？在编写代码时，你如何处理这些极限边界条件？

CZ：这分为多个层面。首先是软件架构的优化，你必须确保系统绝对高效。例如，为了消除延迟，我们会剔除所有的数据库查询，将一切操作移至内存进行。同时要精简计算逻辑，尤其是针对下单前和交易前的风险审查流程。更高级的阶段会涉及到硬件层面，比如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，这是一种集成在网卡上的可编程芯片。

Chamath：这样数据就不必在内存和处理器之间来回往返，从而进一步提升速度。

CZ：没错。大约十年前我还在写代码时，一次数据往返大约需要 100 微秒；而通过硬件优化，可以将延迟降至 20 微秒。之后就是物理设施的优化，比如寻求服务器托管，尽量缩短物理距离。

Chamath：这让我想起 AI 领域的 Groq。我们十年前初创时也有类似的洞察，让数据在 GPU 和 HBM（高带宽显存）之间穿梭是非常低效的。所以我们决定采用 SRAM，将一切数据保留在芯片上。

这种思路在推理的解码阶段非常有效。既然高频交易涉及如此巨额的资金，为什么这些机构没有尝试研发定制化的专用集成电路（ASIC）？我理解 FPGA 的应用，但似乎没人走到自研特定芯片（ASIC）这一步，还是说他们做了但秘而不宣？

CZ：我认为这种规模的芯片定制并不普及，主要原因在于算法迭代太快。虽然芯片化设计非常高效，但一旦需要修改逻辑，研发周期太长。相比之下，FPGA 在性能与可重构性之间取得了最佳平衡。即便如此，FPGA 的编程周期依然比纯软件要长出十倍。

Chamath：你在日本工作的公司后来成功了吗？

CZ：很成功。就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，那家公司被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收购了。

Chamath：收购金额很大吗？

CZ：当时大约是 5200 万美元。在那个时代，这算是一笔巨款。

Chamath：那是你察觉到商机、决定投身创业的契机吗？还是另有隐情？

CZ：不，那时我才二十出头，还太年轻。在公司里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，用日语说就是一名上班族。

Chamath：明白。那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？

CZ：公司被收购后，母公司与原团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冲突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企业并购可能面临的困境。管理层不合，于是原合伙人决定另立门户，成立了另一家公司。

虽然我没从那次收购中分到钱，但合伙人们赚了不少。他们租下了极其豪华的办公室，然而新公司只维持了一年。这证明了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必然，甚至可能产生误导。他们挥金如土，却没有营收，公司在 2001 年便倒闭了。2001 年初，我开始寻找新机会，恰好彭博在招聘。那是在「9·11」事件发生前，我拿到了录用通知，但还没正式入职。

Chamath：岗位是在哪里，纽约吗？

CZ：当时我还在东京，但岗位是在纽约。「9·11」发生后，我致电彭博询问职位是否还有效，是否还要我去。他们反问我：「你还敢来吗？」我说：「没问题。」于是，我在 2001 年 11 月抵达了纽约。

Chamath：当时的氛围如何？

CZ：街上冷冷清清，但我适应得不错。纽约虽然沉寂了几个月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困扰，我在彭博工作了四年。

Chamath：那期间你是否依然扮演着打工人的角色？在大型企业工作，拿着薪水、奖金，或许还有一些期权。

CZ：是的，我当时以高级开发人员的身份入职，被分配到了「Tradebook Futures」团队。那是他们新成立的部门，旨在整合并开发彭博终端上的期货交易系统。

Chamath：那时候还没有创业的念头吗？

CZ：确实没有。

Chamath：那你当时追求的是什么？稳定吗？为什么选择在纽约的彭博工作？

CZ：当时我只有 24、25 岁，只是个想找份好工作、体验不同世界、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。我深知自己当时缺乏独立创业的经验。在东京时，公司只有 200 人左右，而当时的彭博已有约 3,000 名员工。

对我而言，那已经是庞然大物了：办公室极其华丽，有鱼缸，还有免费食物。入职后我遇到了很好的上司，两年内晋升了三次。最后我开始带领一个从 60 人增长到 80 人的团队。那是我的职业转折点。我不再编写代码，转而进入管理岗位。对我来说，那是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转型。

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公司

Chamath：随后你离职去了中国？这又是如何发生的？

CZ：2005 年初，我在日本工作时的那些老同事计划创办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。他们当时都在亚洲，在东京、上海和香港之间犹豫。由于认为上海是未来金融科技发展最具潜力的城市，我们选了上海，虽然后来证明香港当时的业务机会其实更多。2005 年我搬到了上海。创始团队共有六个人：四名白人、一名日本人和我。我是唯一能说中文的人，尽管那时我的中文也有些生疏。

Chamath：你们几个人就这样空降上海了，当时的业务设想是什么？

CZ：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华尔街最前沿的交易技术经验。

Chamath：你的那些朋友后来也去了纽约吗？还是留在日本？

CZ：其中两个当时随我在纽约，另外三个留在日本。我们六个人汇合，初衷是把华尔街的交易技术引入中国，为中国的经纪商和交易平台提供服务。于是，团队又租下了一间非常豪华的办公室……

Chamath：等等，这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。你当时懂得询问股权分配或股权结构表这类问题吗？还是只是盲目参与？

CZ：分配并不完全均等。核心负责人持有约 39% 到 40%，我们其余五人平分剩余股份，我持有约 11%。我当时只知道这个比例，但对于股东权益、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区别等法律细节，我一窍不通。

Chamath：所以你就带着这 11% 的股份搬到了上海。

CZ：是的，我对此毫无概念，只凭一股热忱。作为初级合伙人，由于我会说中文，到上海后我负责与潜在客户沟通。在与国内经纪商接触后，我才发现一个致命问题：我们注册的是外商独资企业，而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国内券商或金融机构与这类性质的公司合作。公司成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。于是我们不得不转型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开始承接各种 IT 外包项目。

Chamath：变成了像德勤那样的咨询服务商？

CZ：甚至还不如德勤。我们什么活都接：修打印机、做 SAP 系统实施等等，业务范围极广。我们就这样坚持了几年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我们真的靠这些活生存了下来，并积累了大量汽车行业的客户，比如上海通用、上海大众、一汽等。大约三四年后，我们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，开始与摩根士丹利、德意志银行、瑞信等国际大行打交道。

Chamath：所以业务最终还是做起来了。

CZ：是的，那家公司至今依然存在。我在那里待了八年，直到 2013 年才离开。

Chamath：这八年你一直待在上海吗？

CZ：主要在上海。但我也花了大量精力筹备香港办公室，还经常去东京为那边的客户服务。

Chamath：公司后来发展到什么规模？

CZ：据我所知，公司规模增长到了约 200 人，并在这个规模上维持了很长时间。

Chamath：作为初级合伙人，你是直接参与利润分成吗？

CZ：其实我们并没有分到太多利润。我把自己大部分积蓄都回投到了公司，从未套现过一分钱。不过几年后，公司营收已经足以支撑合伙人的高薪。那时我有了家庭，孩子都要上国际学校，我的年薪也达到了六位数。

Chamath：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？

CZ：是的，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婚了。

Chamath：你和前妻是怎么认识的？

CZ：我第一次去东京实习时就认识了她。大约是 1999 年。后来她去纽约找我，我们结婚生子。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但在上海的那段日子，薪水足以让孩子接受良好的国际学校教育，这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

Chamath：回顾你之前的经历，依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即将去创立 Binance。

CZ：完全没有，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。

Chamath：那是 2013 到 2014 年间，你当时多大？大概 36 岁左右？

CZ：2013 年时，我刚好 36 岁。

与比特币结缘

Chamath：正值而立之年。你当时还是个拿薪水的上班族，是那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，事业有成，孩子也都在私立学校就读。那么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

CZ：我接触到了比特币。起初是朋友向我推荐，让我关注一下这个叫比特币的东西。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，那大概是从 2013 年 7 月开始的。

Chamath：是因为你读了那篇白皮书，然后发现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会吗？

CZ：基本如此。而且当时主要的交流阵地是 BitcoinTalk.org 论坛，我几乎翻遍了上面的所有内容。

Chamath：你读过我 2012 年在彭博发表的那篇文章吗？它对你产生过影响吗？

CZ：坦白说，我不记得了。我当时读了海量的资料，确实很难想起具体的出处。

Chamath：开个玩笑，不过我确实写过。有趣的是，我当时和迈克尔·布隆伯格关系不错，他虽然辈分很高，算不上我的导师，但他很赏识我。2012 年左右，他的团队邀请我写一篇专栏文章。我在文中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将净资产的 1% 投入比特币，将其作为一种保险。

文章在彭博终端发布后，我对比特币产生了一种觉醒式的认知。它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着迷的技术产品。最令我折服的一点——不知道你是否也有同感——它是唯一一篇我从头读到尾，并感叹其文字之优雅的非技术性散文。它并不像那些只写给博士看的晦涩文献，你完全可以把它交给任何一个不懂技术的人看，他们也能读懂。

CZ：而且全文只有区区九页。

Chamath：没错。要把复杂的逻辑写得如此精炼，需要极高的智慧。

CZ：言简意赅比长篇大论难得多。如果让别人来重写这篇白皮书，恐怕得写上 90 页。

Chamath：向你介绍比特币的那位朋友是谁？是你当时的同事，还是在上海结识的朋友？

CZ：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叫曹大容（Ron Cao）。我们没有业务往来，他当时是光速创投（Light Speed Ventures）中国的董事总经理。我们常在一起玩扑克牌，那是那种小赌怡情的私宅牌局，参与者要么是正在打拼的创业者，要么是风险投资人。

在一次牌局上，大容建议我关注比特币。随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当时还在沃尔玛工作的李启元（Bobby Lee）也准备辞职去担任比特币中国（BTCZ）的 CEO。

作为交易的一部分，大容代表光速创投投资了 BTCZ。那是 2013 年 7 月。看到他们两人对此如此严肃对待，我第二天便约了 Bobby 吃午饭。Bobby 建议我将净资产的 10% 投入比特币，他的理由是：即便归零，你只损失 10%；但如果涨了 10 倍，你的净资产就能翻倍。这听起来非常有说服力。于是我开始钻研，直到 2013 年底我才彻底确信其价值。但尴尬的是，比特币在 2013 年半年内从 70 美元飙升到了 1000 美元。

Chamath：眼睁睁看着它涨了 15 倍，你当时是什么心情？

CZ：我觉得自己错过了最佳时机。因为在比特币行业，无论你何时入场，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来晚了，因为你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比你早。

Chamath：在你钻研期间，有可以交流的圈子吗？

CZ：上海当时有一个非常小的社区。我当时几乎和世界上任何愿意聊比特币的人沟通。我在台湾也有几个在台积电工作的朋友，他们当时正辞职尝试开发比特币矿机芯片。此外还有一些矿工，比如圈内人称「七彩神仙鱼」（毛世行）的大佬，他是 F2Pool 鱼池的创始人。

他们当时在杭州，我们会约在上海见面交流。最关键的转折点是 2013 年 12 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。我飞过去见到了行业内的所有人。

那是一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