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火协议：缺乏信任的暂时休战

编者按：尽管停火协议已经达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。在伊朗与美国的对峙中，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战场态势，而是“契约本身”的含义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
本文以1988年伊朗停火为起点，回顾霍梅尼如何在神学与现实之间完成一次关键转向，并将这一逻辑对照到2026年的停火决策之中，指出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：当国家被置于规则之上，任何协议都将失去其约束力。

文章认为，今天的停火之所以脆弱，不只是因为双方缺乏信任，而是因为这种“不可信”本身，已经被各自的制度与历史路径所固化。一方面，伊朗在其政治神学中保留了“必要时可撤销承诺”的空间；另一方面，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（JCPOA）并转向极限施压与军事打击之后，也削弱了自身作为契约一方的可信度。
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停火不再是“通向和平的路径”，而更像是一种被保留下来的形式：它仍然存在，但已缺乏支撑它的道德与制度基础。

当双方都在将自身权力视为最终依托时，协议是否仍然可能成立？而这，或许才是理解这场停火最关键的起点。

以下为原文：

1988年的逻辑如何在今天重演

在接受1988年与伊拉克停火之前，鲁霍拉·霍梅尼据称曾考虑辞去最高领袖职务。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。

时任议长阿克巴尔·哈什米·拉夫桑贾尼提出了另一种方案：由他单方面结束战争，然后再由霍梅尼以此为由将其监禁。两个站在神权国家权力顶端的人，不得不为“撤退”寻找借口——因为他们所构建的神学体系，使得退让在逻辑上几乎不可能。但现实已经逼迫他们必须退让。

霍梅尼没有接受这场“政治表演”，而是亲自“饮下毒药”。1988年7月20日，他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。随后，政府仓促寻找宗教上的正当性。当时的总统阿里·哈梅内伊援引了“侯代比亚条约”——这是一项先知穆罕默德在7世纪与敌人签署、最终却走向胜利的协议。

正如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在《Religious Statecraft》中所记载的那样，在停火前几天之前，伊朗评论界一直拒绝这一类比；但一旦它变得“有用”，便被迅速动用来“挽救政权”。

数月之内，霍梅尼又向克里姆林宫派出代表团，并对萨尔曼·拉什迪发布了宗教裁决。这一对外行动，正是仿照侯代比亚之后先知致信各国君主的做法。Tabaar认为，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政治动作——通过展示宗教立场的“连续性”，来修复此前受损的神学体系。战争停止了，但革命叙事并未终结，而是调整形态后继续延续。

2026年4月8日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与美国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，此前双方已交战四十天。官方声明称这是一次“重大胜利”，并表示伊朗“迫使犯罪的美国接受其十点方案”。其中一句话，对于记得1988年的人来说并不陌生：“必须强调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。”

新任最高领袖、也是当年援引侯代比亚条约者之子——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，亲自下令停火。同时，其领导的委员会也表达了对“美方的完全不信任”。一种带有条件的接受，一种被保留的革命叙事。两位最高领袖，跨越三十八年，呈现出同一种模式。

对于立场偏保守的观察者来说，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。“午夜之锤行动”对三处核设施投下了14枚钻地弹和75枚精确制导武器。在2026年2月的军事行动中，打击范围已覆盖伊朗31个省中的26个。伊朗最终接受停火，似乎印证了一个结论：武力达成了五轮由阿曼斡旋的外交谈判未能实现的结果。

当国家高于契约：一切承诺都可以被收回

对伊朗可能“违约”的怀疑，也并非毫无根据。这种证据，甚至可以追溯到该政权的缔造者本人。1988年1月8日，在停火前六个月，霍梅尼发表了一段言论。正如Tabaar所称，这“或许是他最具揭示性、也最具后果的一次表述”：“国家，作为先知穆罕默德‘绝对统治’的一部分，是伊斯兰最根本的法令之一，其地位高于一切次级教法，甚至高于礼拜、斋戒与朝觐……当既有协议与国家及伊斯兰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，国家有权单方面撤销与人民达成的任何教法性约定。”

就在这里：伊斯兰国家被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，并被赋予撤销一切协议的权力。霍梅尼早年的著述曾将国家视为实现神法的工具，而这一裁示则颠倒了这一关系——国家本身成为目的，并有权凌驾其本应服务的法则之上。

这可以视为该政权的核心神学逻辑，在“绝对监护权”（Velayat-e Faqih，即最高领袖拥有完全权威的体制）之下延续至今。正如Amin Saikal在《Iran Rising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，这一模式反复出现：每当面临重大决策，最高领袖都会在支持决策的同时附加“保留性表述”，以便在必要时随时反转。

在先知传统中，一个有限的制度若宣称应当只归于上帝的忠诚，有一个明确的名称：偶像崇拜。对于条约而言，其后果也十分具体——承诺的形式仍在，但真实的履约基础已经消失，因为作出承诺的一方早已宣示自己有权收回它。

“午夜之锤行动”的支持者，或许可以在德黑兰看到这种模式。但先知传统从不允许人们只在外部敌人身上诊断“偶像崇拜”。

停火的外壳之下，信任已经不存在

在“午夜之锤行动”之前，在这场四十天战争之前，在停火之前，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（JCPOA）。根据该协议，伊朗大幅削减了高浓铀储备，并在《附加议定书》框架下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。该机构在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确认伊朗履约。协议确实存在缺陷：部分限制设有“日落条款”，导弹问题也留有空白；从审慎角度看，退出并非毫无理由。但核查体系本身是有效运作的。

然而华盛顿仍然选择退出。无论这一决策本身如何评价，其结构性后果十分清晰：如今要求伊朗在新协议中履约的国家，正是此前撕毁旧协议的一方。当此后外交努力未能在美方的“最高要求”框架下取得结果时，答案变成了升级冲突。

2025年6月：7架B-2轰炸机，14枚钻地弹，75枚精确制导武器，打击三处核设施。官方称之为“一场壮观的军事成功”。然而国防情报局评估称，这些打击仅使伊朗核项目“倒退了数月”。在主要目标福尔多，IAEA未发现损毁。伊朗60%浓度的高浓铀储备（440.9公斤）下落不明：要么仍在废墟之下，要么已在首轮打击前13天转移至伊斯法罕。近年技术最先进的一次空袭，留下的问题却是：我们究竟打中了什么？

2026年2月：全面战争爆发，打击覆盖26个省份，最高领袖身亡。根据HRANA统计，共有3597人死亡，其中1665人为平民。四十天之后，停火达成——但铀浓缩问题未解，公开层面也没有任何书面协议。

空袭之后，伊朗暂停与IAEA的合作。总干事拉斐尔·格罗西向理事会表示，机构已失去对伊朗铀库存的“知识连续性”，且这一损失“不可逆”。如今，IAEA“无法提供任何有关伊朗高浓铀储量规模、组成或位置的信息”。伊朗全面中止合作。但退出协议、实施制裁、再到军事打击——正是如今要求新协议的一方，启动了这一连锁过程。

一个不谨慎的领导人会误判；而一种结构性取向，则会在每一个决策节点重复同样的逻辑：退出协议，施加极限施压制裁，再轰炸设施，然后要求一个刚被证明“无法信任你”的国家重新签署协议。在每一个节点上，选择的都是武力而非契约，摧毁而非信任架构。这种一致性所揭示的，是一种信念：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实现那些本应依赖道德结构才能维持的秩序。

霍梅尼的裁示，将伊斯兰国家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；而美国的行为模式，则将军事优势置于契约之上。两者本质相同：都是将有限的权力当作终极依托的“偶像崇拜”。

也正是在这里，这两种“偶像崇拜”发生了交汇：美国无法再要求一种被自己破坏的信任；伊朗也无法提供一种其制度本身保留撤销权的承诺。

曾经弥合双方差距的核查体系，已在两国一连串决策中被摧毁。如今剩下的，是一种仍保留形式、却缺乏道德支撑的协议外壳。

双方都在谈论一个从未公开的协议文本。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加以约束；而就在停火宣布前数小时，俄罗斯与中国刚否决了一项更为温和的霍尔木兹海峡决议。

伊朗方面，伊斯兰堡谈判的首席代表是议长穆罕默德·巴盖尔·加利巴夫，同时也是临时领导委员会成员。他在3月下旬还曾表示从未与美国谈判，如今却成为谈判主导者——执行协议的人，同时也是制定协议的人。

伊朗提出的“十点方案”中，波斯语版本包含“承认铀浓缩”的表述，而对外英文版本则删去了这一句；特朗普则声称“不会允许任何浓缩”。强制屈服，从未治愈过“偶像崇拜”。1988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。

George Weigel在《Tranquillitas Ordinis》中，将这种机制命名为“替代无限”——即把有限的政治安排当作终极，从而摧毁一个有序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。

将这次停火视为美国力量的胜利，或简单认定为伊朗必然违约，其实是同一种错误：都把对一个有限安排的判断，当作终极判断。

坚信武力可以迫使对方服从的“鹰派”，与坚信外交可以改变关系的“鸽派”，本质上是镜像——都拒绝承认一个事实：没有任何人类工具，可以自行完成救赎。

传统从未给出这种确定性。它要求的，是更困难的路径。

在经文中，先知总是先从以色列开始。因为只有“立约之民”，才拥有识别“偶像崇拜”的概念；而当他们拒绝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自身时，其罪责也更重。阿摩司的宣告从大马士革开始，并非因为其正义，而是因为听众会对“他者”的谴责点头认同——随后，他转向犹大，再转向以色列，点头也随之停止。

识别两国的共同模式，意味着要按照顺序使用这些判断工具：先指出自身的“偶像崇拜”，再评判他者。

这种传统称之为“悔罪的纪律”，它有明确的实践形式：无论是在教会、餐桌，还是在新闻刷屏的群聊中，谈论这次停火时，都应从“承认”开始——退出JCPOA，是要求新契约的一方首先违背契约；“午夜之锤行动”体现了一种信念：只要破坏足够彻底，就能建立秩序；四十天战争、1665名平民死亡、单次学校袭击中170名儿童丧生，而冲突起点——铀浓缩问题——仍未解决。在指出德黑兰的问题之前，先承认这些事实。德黑兰的问题并不更小，但如果判断总是从对方的错误开始，就不再诚实。

伊朗的不可靠性，早已写入其制度神学之中，对停火条款的审视仍然必要。但对美国的诚实评估，必须在先。只有同时识别两种“偶像崇拜”，才能理解这项安排的真实面貌，而不是把它当作对既有立场的再次确认。

这场停火，本质上是一片废墟。也可能是唯一仍然存在的谈判桌。正义战争传统对和平有真实的优先倾向，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参与这个被掏空的安排，而非简单放弃。

奥古斯丁将和平定义为“秩序的安宁”。而眼下的现实，是一场为期两周、由巴基斯坦斡旋的暂停：没有共同文本，没有有效核查，双方对协议内容各执一词。废墟可以被修复，但前提是，人们不能把它误认为一座大教堂。